南岸，东垣古城遗址深埋着战国至魏晋的辉煌；北岸，正定古城巍然矗立，续写着唐至明清的历史传奇。两座古城隔河相望，一静谧一鲜活，一深沉一雄奇，共同勾勒出石家庄深厚的城市历史文脉。

岁末年初，历史再次定格于滹沱河。东垣古城遗址考古重大成果正式公布，汉代真定国宫殿遗存重见天日。深厚土层中发现了哪些文化信息？宫殿遗迹昭示着哪些昔日繁华？火烧灰烬诉说着哪些历史瞬间？这一切持续吸引着无数关注的目光。

1月11日，本报记者专访东垣古城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陈伟。他曾主持正定开元寺南遗址考古发掘，亲历了两座古城的考古工作。跟随陈伟的讲述，我们得以触摸地层深处的历史，聆听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

东垣古城——沉睡两千年的真定国国都

记者：东垣古城遗址2024—2025年度的考古发掘取得了轰动性成果，能否请您用最直观的方式，描述一下这次最重要的发现？历史上东垣究竟“长”啥样？

陈伟：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我们找到了汉代真定国的“心脏”——宫殿。站在发掘区，最震撼的景象是东西长约125米、南北宽约23米的宏大建筑基址。它不像我们今天理解的“一座大殿”的样式，而是由多个建筑单元共同组成的一组宫殿建筑。

想象一下，两千多年前，这里矗立着一组宫殿建筑，下面是深厚的夯土台基，台上是木结构的殿宇。我们清理出了保存完整的散水系统——宫殿屋檐下用砖瓦铺设的排水设施，几何纹路依然清晰。整齐排列的铺地砖，有的素面，有的刻着精美的菱形纹。更令国内考古学者惊叹的是，发现了大量炭化的木构遗存，上面还能看到明显的火焚痕迹。这座宫殿毁于大火，但也因此，很多构件在坍塌后被埋藏保存了下来，封存了原始的历史信息。有时候，我在想，这可能是历史的“垂怜”，给两千多年后的我们提供了“第一现场”，由此得以提取最鲜活的信息，去研究、想象和复原。

考古有一个目的，就是活化历史场景。譬如，几年前，在发掘正定开元寺南遗址时，出土了宋金时期的茶具、酒具，还在寺庙旁水池淤泥中发掘出唐代的莲花根茎。生活气息瞬间扑面而来，有了画面感。此次在东垣古城遗址，通过细致规范的考古发掘，能亲手触摸到汉代宫殿建筑的宏伟与精致。譬如，出土了带有“真定长乐”“富昌长乐”铭文的瓦当。当“真定”这两个篆字显现时，整个考古队都沸腾了。还有那天，我戴上手套触摸的残缺豆柄，上边就有两个字——“东垣”。这是文字证据与实物证据的完美互证，这些信息真是太重要了。它确凿地告诉我们：这里，就是史书中记载的真定国都城。

记者：这些发现，在学术层面究竟有何等分量？为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河北地区的历史，填补了哪些关键空白？

陈伟：东垣古城遗址考古的学术价值，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在城市考古领域，它提供了汉代地方城市的“标准件”。过去我们对汉代城市的认识，多集中于长安、洛阳这样的都城。而像真定国这样“户三万七千”的诸侯王国，它的都城是什么规格？宫殿有多大？布局如何？史料语焉不详，实物更是空白。东垣古城宫殿区的发现，首次以清晰的考古实证揭示了两汉时期一个诸侯国都城核心区的样貌。其规模、布局，与汉长安城未央宫的某些官署建筑有可比性，这为我们理解汉代中央与地方的建筑等级制度、城市规划理念，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标尺。

第二，在建筑考古方面，这是一次“教科书式”的发现。由于火灾后迅速废弃，后续扰动少，这座宫殿“遗骸”保存得相对完整。我们不仅看到了夯土台基、铺砖地面，还罕见地发现了炭化的木质构件。这意味着，我们未来有可能通过科技手段，对其木结构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甚至尝试部分复原。那些特制的空心砖、表面带鼓钉的砖、切割规整的巨型条砖，分别用在建筑的什么部位？这本身就是一部汉代建筑工艺手册。

第三，对于石家庄意义最直接的是，它找到了城市文明的“根”。石家庄被称为“火车拉来的城市”。东垣古城遗址考古表明，这片土地的城市文明史可以上溯至战国时代。从中山国城邑，到秦汉郡治，再到真定国都，这里一直是滹沱河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次发掘，把文献中模糊的“真定”，变成了眼前可触摸的宫殿基址、可解读的城市路网、可感受的历史场景。它让石家庄的历史纵深，一下子延伸丰富了两千多年。这不是“填补空白”，而是重塑了我们对脚下这片土地的认知框架。

文明的迁徙——从东垣到正定的千年接力

记者：历史长河，是从东垣到正定。您这十来年的考古经历，是从正定到东垣。我知道，您在此次负责东垣古城遗址考古之前，一直长期主持正定开元寺南遗址发掘。两座古城隔滹沱河相望，在历史演变中究竟是怎样一种联系？

陈伟：这确实是我考古生涯中一段奇妙的缘分。如果说前几年对正定开元寺南遗址的发掘，是在解读一座“活着的古城”，那么东垣古城遗址的发掘就是在寻找更早的城市文明。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迁移”，而是一场因地理、政治、经济多重因素驱动而持续数百年的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战略性转移”。

根据文献和考古证据，这场转移的关键节点发生在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时期，即公元398年。他将常山郡的治所，从滹沱河南岸的东垣（真定），迁到了北岸的“安乐垒”（注：公元352年，后燕大将慕容恪在滹沱河北岸筑“安乐垒”）。这个“安乐垒”，就是正定古城最初的雏形。迁移的原因很复杂，有军事防御的考虑（北岸可能更利于防御），也可能有滹沱河水文变化的因素。

但迁移不是一蹴而就的。此后二三百年间，治所在滹沱河两岸还有过反复。直到唐代，政治中心才最终稳定在北岸，并发展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正定古城。所以，从城市功能和区域地位来看，东垣的“魂”——它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职能与地位——渡过了滹沱河，在正定获得了新生。我们此次发掘出的“真定长乐”瓦当，和正定博物馆馆藏的带有“安乐垒”字样的五代残碑，跨越时空遥相呼应，正是这种文脉传承最生动的物证。

记者：您主持过这两处性质迥异的考古工作。一处是“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正定开元寺南遗址），一处是典型的“旷野型”城市遗址考古（东垣古城遗址）。在您看来，这两种考古的挑战、方法与意义有何不同？它们又如何在精神上贯穿一体？

陈伟：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考古“战场”。在正定开元寺南遗址，我们是在“针尖上绣花”。古城核心区寸土寸金，考古区域被现代街道、建筑紧紧包围。我们发掘的许多探方，都可能叠压着唐、五代、北宋、金、元、明、清七个朝代的文化层，像一本立体的历史书。我们是在有限的空间内，精细地剥离每一层历史信息，同时还要兼顾当下的城市交通和居民生活。那种感觉，像是在做精细的“解剖”和“体检”，必须万分谨慎，最小干预。所采用的方法也更像“微创手术”，配合城市更新项目逐步推进，并且特别注重考古成果的即时展示与公众共享，比如我们做的遗址夜间亮化工程，隔着玻璃幕墙让市民“一眼千年”。

而在东垣古城遗址，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已经“沉睡”千年的遗址。它埋藏在农田和城市绿地之下，空间相对开阔。挑战在于如何用系统勘探和科学布方，在2.76平方公里的巨大范围内，准确找到城市的“中枢神经”和骨架。这里的考古，更像是在大地上用探铲和手铲，慢慢勾勒一幅曾经的宏伟画卷。我们可以进行大规模的勘探和发掘，更全面地把握城市整体格局，比如那纵横交错的路网和清晰的功能分区。

尽管方法不同，但二者精神内核是相通的。首先，目标都是“读懂城市”。无论是正定“鲜活”的连续史，还是东垣“凝固”的辉煌期，我们都在探寻古代中国人如何规划、建设、生活在一座城市里。其次，都强调科技赋能与公众共享。在正定，我们用数字考古、陶瓷科技分析揭示古代的市民生活。在东垣，我们同样进行着多学科研究。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们共同服务于一个更大的命题：构建石家庄从古至今完整、连续、可信的历史叙事链。东垣回答了“从哪里来”，正定展示了“如何一路走来”。我们的工作，就是让这条文明的长河，重新变得清晰可见、可感可触。

眺望未来——在追寻中塑造一座城市的精神品格

记者：通过东垣和正定的考古，我们似乎触摸到了一条清晰的石家庄历史文脉。在您看来，应该如何向公众阐释这条文脉独特的精神内涵？它对今天的石家庄意味着什么？

陈伟：这条文脉的内涵，我觉得可以用八个字概括“通达包容，务实创新”。

“通达”，源于其地理禀赋。东垣、正定，自古就是“燕晋咽喉、南北通衢”。考古发现，东垣古城遗址有发达的手工业作坊；正定开元寺南遗址出土了定窑、邢窑、耀州窑、龙泉窑的瓷器，以及墨书八思巴文的器物，见证了南北商贸的繁荣与多民族的交融。这座城市从基因里就不是封闭的，而是四通八达、海纳百川的。

“包容”，体现在文化气质上。正定城里，有府文庙、临济寺、府城隍庙。历史上，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在此碰撞融合。这种多元与包容，造就了正定在元代成为元曲的创生中心之一，白朴等大家在此汇聚。开放的心态，是文化创新的土壤。

“务实”与“创新”，贯穿于城市发展史。从战国中山国的营城技艺，到汉代真定国高规格宫殿建筑所体现的工程智慧；从正定古城唐代以来科学合理的城市布局体系，到20世纪80年代正定富有前瞻性地确定“文化兴县”“旅游兴县”发展战略，无不体现着一种立足实际、勇于开拓的精神。

对今天的石家庄人而言，认识这条文脉意味着获得一种深沉的文化自信和身份认同。它告诉我们，这座“火车拉来的城市”文明根基非常深厚，曾数次成为区域性的文明高地。这种认知，能极大地提升市民的归属感、自豪感和凝聚力。当人们知道脚下的土地曾矗立着真定国宫殿、身旁的滹沱河见证过悠久的文明接力，他们对家乡的情感会变得更加具体而深厚。

记者：从正定古城保护利用的成功经验来看，您认为东垣古城遗址的考古成果应该如何“活”起来？如何赋能当代石家庄的城市发展与文化建设？

陈伟：正定提供了一个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的范本。它的经验告诉我们，保护与发展不是对立，而是可以相互成就。对于东垣古城遗址，我们认为可从以下几个层面推动其“活化”：

第一，将考古成果与遗址公园设计相结合。东垣古城遗址的考古勘探已基本摸清了城市路网和功能分区。可以通过地面标识、局部复原展示、数字导览等方式，清晰地标示出古代城墙、道路、宫殿区、作坊区。让市民散步时，能直观地“阅读”这座汉代城市的格局。目前，我们已经建设了保护发掘现场的大棚，这本身就是重要的参观点。

第二，深化公共考古。考古应该是可参与、可触摸的公共文化服务。可持续举办考古工地开放日、模拟考古体验、考古讲座进校园等活动。特别是针对青少年，可以通过AR、VR技术，让他们穿越回古代，体验这座城的悠久历史和繁华。

第三，推动成果转化，融入城市叙事。“真定长乐”瓦当，是一个极具辨识度和美好寓意的文化符号。可围绕“东垣—真定”文化传承，开发系列文创产品、举办主题展览等。东垣古城遗址、正定古城、滹沱河生态景观，共同构成了宏大的“历史与生态”交织的文化景观区。在这里，人们可以一日之间，跨越滹沱河，体验持续不断的历史穿梭，感受厚重文脉。这将成为石家庄的城市特色。

归根结底，考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今天的人们。让历史照亮未来，这是考古工作最深远的意义所在。

东垣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不仅表明石家庄城市文明之久远，更是为了从悠久的文明传承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让这份厚重的文化遗产转化为滋润市民精神世界、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促进发展的宝贵资源。从东垣到正定，一场跨越滹沱河的文明接力，历史因考古而清晰，文脉因传承而鲜活。这不仅是为石家庄一座城市的身世溯源，更是中华文明连绵不绝、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河北日报记者 龚正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