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系统梳理区域红色新闻事业发展的专题史著，《河北红色新闻史》的出版，无疑是中国新闻史学界，尤其是中共党史与新闻事业交叉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收获。该书由河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组织编纂，汇聚学界与业界之力，以40余万字的篇幅，首次全景式勾勒了自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在河北地区的新闻实践历程。通读全书，其意义远超一般性的史料汇编或地方史志，它更是一部深刻解码红色新闻基因、生动诠释党的新闻理论实践源流的奠基之作，兼具厚重的学术价值与鲜明的现实观照。

一、体系构建：宏大叙事与微观深描的有机统一

本书在总体架构上呈现出清晰而富有张力的史学思维。它采用了“纵贯时序、横陈个案”的双轨并行结构，上编以时间为轴，下编以典型报刊为纬，共同织就了一幅立体、动态的河北红色新闻历史画卷。

上编遵循传统编年史体例，以中国革命的关键历史阶段为分期——从建党与大革命的星火初燃，历经土地革命战争的艰苦探索、抗日战争的烽火淬炼，直至解放战争的胜利前行与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时期的辉煌篇章。这一线性叙事并非简单的时序罗列，而是着力于揭示新闻事业与政治军事斗争、社会变革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它清晰地展现了河北红色新闻事业如何从早期进步知识分子的启蒙呐喊，逐步演进为有组织、有纪律、深度融合于根据地建设和革命战争的强大舆论武器，其发展脉络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体进程高度同构。

下编则转向深入的个案研究，聚焦于《晋察冀日报》、《冀中导报》、《人民日报》（晋冀鲁豫版）等七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闻机构。这种“深描”式的研究方法，将宏观历史背景投射于具体而微的办报实践之中。通过对每一家报刊的创刊背景、生存环境、宣传策略、组织运作、人事变迁及历史影响的细致剖析，读者得以窥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等抽象方针是如何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被具体创造和实践的。例如，对《晋察冀日报》“八匹骡子办报”的游击办报模式的生动再现，不仅是一段传奇故事的讲述，更是对战时新闻生产特殊形态的学术解构。这种点面结合、经纬交织的撰写逻辑，既避免了编年史可能流于空疏的弊端，又克服了个案研究容易陷入琐碎的局限，实现了历史宏观把握与微观洞察的有效平衡。

二、核心解码：对“河北基因”的学理提炼与实证阐释

本书的突出贡献，在于它成功提炼并论证了红色新闻事业的“河北基因”这一核心命题。编者并未将河北的新闻史视为孤立的地方现象，而是将其置于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整体发展的中枢位置进行考察，雄辩地证明了河北不仅是诸多重要新闻事件的“实践场”，更是其核心精神与传统运作模式的“孵化器”与“基因库”。

这一基因的解码，首先体现在对思想源头的追溯上。本书开篇即以显著篇幅论述李大钊的新闻活动与思想，这绝非偶然。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早期奠基人，李大钊的实践与其河北籍贯及在北方地区的活动紧密相连。书中细致梳理了他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阵地上的论说，揭示其如何将新闻工作与启蒙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为红色新闻事业奠定了“以笔为旗、为民鼓呼”的初始精神基调。

其次，“河北基因”更深刻地体现在战时新闻工作原则的制度化与实践化过程中。本书以大量一手史料，生动再现了“全党办报”方针在晋察冀等根据地的落地生根。它不仅仅是上级的指示，更通过分局决议、报社社论、各级党委的具体部署，转化为一套可操作的制度安排和工作网络，使办报真正成为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共同责任。与之相辅相成的是“群众办报”路线的彻底贯彻。书中详述了通过建立广泛通讯员网络、设立读者来信专栏、提倡“群众语”文风等方式，如何成功实现了新闻工作从精英向大众的转向，构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传播闭环。这种深度动员与参与的模式，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新闻领域的完美体现。

尤为重要的是，本书对“新闻真实性”原则的战时锤炼给予了重点关照。通过对1947—1948年以《晋绥日报》为发端、席卷华北解放区的反“客里空”运动的细致梳理，特别是对《晋察冀日报》等媒体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检讨失实报道的史料挖掘，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闻工作中敢于直面问题、进行自我革命的勇气。这场运动确立的“真实是新闻生命”的铁律，不仅是应对战时宣传需要的策略调整，更是对新闻工作党性原则的深化——因为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坚持真理与反映事实在本质上是统一的。这部分内容，使得红色新闻的“河北基因”超越了具体的技术与方法层面，上升到了价值伦理与职业操守的高度。

三、方法论创新：学界与业界协同的典范之作

《河北红色新闻史》的编纂本身，就是一项值得称道的研究方法创新。它采取了“学界主导、业界参与”的协同模式，组建了由高校新闻史学者、党史研究专家和资深新闻工作者共同构成的团队，这种组合有效弥合了理论研究与历史实践、学术规范与现场感知之间的潜在鸿沟。

学界专家的介入，确保了全书框架的学术严谨性、理论视野的宏观性以及史料考辨的准确性。他们能够将河北的个案置于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和新闻传播史的整体脉络中加以审视，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而业界资深人士，尤其是那些对河北地方新闻史有深入接触或研究的老报人、老记者的参与，则为著作注入了宝贵的“在地性”知识与实践感。他们对历史场景的细微体察、对办报甘苦的切身理解，使得书中对“游击办报”的艰辛、对语言通俗化改革的努力、对具体采编业务细节的描述，都显得格外真实可信、血肉丰满。

这种协作模式产生的文本，既避免了纯学术著作可能存在的理论悬浮与叙事干涩，也超越了单纯回忆录式的经验碎片与视角局限。它使得本书既能以严谨的史笔勾勒发展大势，又能以鲜活的细节还原历史现场，实现了学术深度与阅读温度的较好结合，为类似跨学科、跨领域的史志编纂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

四、当代镜鉴：历史智慧与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的对话

一切历史研究都蕴含着面向当下的思考。《河北红色新闻史》的当代价值，在于它为我们理解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的本质要求与使命担当，提供了一面深邃的历史透镜。

其一，它深刻揭示了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领导的必然逻辑与历史传统。“党管媒体”原则并非凭空产生，它根植于革命年代新闻事业作为“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的定位，成形于河北等地将新闻工作完全融入党的整体工作的成功实践。回顾这段历史，有助于在今天复杂多元的传播环境中，深化对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极端重要性的认识。

其二，它生动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的源头活水。书中展现的依靠群众办报、服务群众需求的丰富实践，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新闻领域的生动教材。这提醒当代新闻工作者，必须始终将人民置于心中最高位置，深入基层、扎根群众，才能获得不竭的报道源泉和强大的传播力量，才能真正履行好社会责任。

其三，它彰显了新闻真实性与战斗性的统一关系。战时新闻工作既要敢于斗争、善于动员，又通过反“客里空”这样的运动坚决捍卫真实性底线。这对当下应对虚假信息、抵制浮夸文风、提升新闻公信力，仍具有强烈的警示意义。真正的舆论引导力，必须建立在无可辩驳的事实基础之上。

其四，它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了宝贵的本土资源和历史依据。书中系统总结的办报理念、原则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早期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挖掘和研究这些遗产，对于摆脱西方新闻理论的简单套用，增强中国新闻学的理论自信与文化主体性，培养政治坚定、业务精湛的新闻后备人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总之，《河北红色新闻史》是一部史料丰赡、结构精当、论述深刻、意蕴深远的优秀学术著作。它不仅填补了河北省域新闻史研究的空白，更以其对红色新闻“河北基因”的成功解码，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史研究贡献了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区域样本。该书如同一座建立在纸上的精神纪念碑，铭刻着那一代新闻人在烽火岁月中以笔为枪、以墨为血的忠诚与智慧。

在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新闻舆论工作肩负着沉甸甸的使命。回望河北红色新闻史上那些闪耀着理想与信念光芒的篇章，我们获得的不仅是历史的知识，更是精神的洗礼与方向的校准。这部著作的出版，恰逢其时，它激励着当代与未来的新闻人，从厚重的历史传统中汲取力量，赓续红色血脉，恪守职责使命，用手中的笔和镜头，更好地记录时代、服务人民、推动进步，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书写无愧于前辈、无愧于时代的新华章。（彭焕萍）

（作者系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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