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托育服务法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首次审议。

从托育机构到托育人员，从保障措施到监督管理，这项备受瞩目的立法举措，被视为用法治呵护三周岁以下最柔弱的婴幼儿群体，为万千家庭纾解育儿焦虑的重要一步。

在生育率持续走低、国家鼓励生育的背景下，孩子“谁来带、怎么带”这件家庭小事，早已不是一家一户的烦恼，而是关乎人口发展的大事。能否破解托育难题，直接影响年轻父母的生育意愿，更关系着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2024年9月10日，《国务院关于推进托育服务工作情况的报告》指出了托育的主要问题和挑战：超过三成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有送托需求，但截至当时全国实际入托率仅为7.86%；约七成托育机构处于亏损状态；2023年平均托育服务收费价格（不包括餐费）为1978元/人/月，一线城市在5500元/人/月以上，与群众的支付能力和期待存在较大差距，许多有送托需求的家庭望而却步。托育服务质量良莠不齐，不敢托、不放心的现象较为普遍，“家庭送托难”与“机构收托不足”并存。

让年轻父母“愿意生”“敢生”，核心在于解除其后顾之忧，优质普惠的托育服务正是关键一环。

而托育服务法草案的出台，恰逢其时地回应了社会关切，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破解行业痛点，为托育服务发展划定清晰路径。草案明确要“构建主体多元、安全优质、价格合理、方便可及的托育公共服务体系”，并“将普惠托育服务有序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围”。

为此，草案设“保障措施”专章，直指扩大供给、降低成本的关键环节。如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产业园区等为职工提供普惠托育服务，鼓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探索建立婴幼儿家庭托育服务补贴制度。

托育立法，立的是规则，暖的是人心，稳的是未来。法治护航托育，托起的不仅是婴幼儿的今天，更是一个国家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明天。

当然，在托育立法迈出关键一步后，如何让条文落地生根、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仍是后续需要直面的考验。如何确保普惠政策在各地不打折扣地落实？如何建立科学、透明的质量评估与监管体系，真正让家长安心？如何培养一支专业、稳定的托育人才队伍？这些问题的破解，需要政府、社会、机构协同发力，让法治的刚性约束与服务的柔性呵护有机结合。

从政策引导到法治护航，从破解痛点到精准赋能，托育服务的每一步进阶，都是对“幼有所育”美好期盼的有力回应。当每一个“小不点”都能被温柔呵护，每一个家庭都能少些顾虑，生育友好型社会就有了最生动的注脚。

文/本报记者　周聪聪

176684343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