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法治报记者 任俊颖

2024年的一天下午，史大爷与张某及其孩子（未成年）、李某、赵某等人一起等待公交车。上了公交车后，张某及其孩子坐在公交车右侧靠窗最后两个座位。史大爷上车后发现没有座位，扫视车厢一圈后，目光锁定在张某孩子身上，便提出让其让座。张某孩子未让座后，史大爷开始用严厉的声音呵斥张某孩子。看到自己孩子受欺负，张某与史大爷争辩起来。史大爷随即开始谩骂二人，并用侮辱性语言进行攻击，双方发生争吵。车厢内的乘客李某、赵某等人纷纷对二人进行劝解，以免“战况升级”，很快争吵便结束了。

要求让座未果后，史大爷只得悻悻向车厢前部移动，在移动的过程中与车厢内站立的乘客李某、赵某因肢体接触发生争吵、推搡。其间，李某因没站稳侧身倒在旁边乘客身上时，对史大爷有抬腿踢踹动作。公交车司机进行劝说，三人的争吵也逐渐平息。

史大爷气不过，在李某、赵某坐到了车厢最后排座椅后，仍旧指责、辱骂李某、赵某。李某一时气不过掏出手机，对准史大爷开始拍摄。这一举动瞬间激怒了史大爷，其开始试图抢夺手机，要求删除已拍摄的视频，原本就紧张的局面瞬间失控，最终还是在乘客的劝阻下结束了争吵。

没过多久，史大爷毫无征兆地晕倒在公交车过道上，大家立即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公交车司机立即停车，询问车上是否有医护人员，拨打了120急救电话、110报警电话，并采取紧急救助措施。

待医护人员赶到后，史大爷已无生命体征。石家庄市某医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显示史大爷在公交车上死亡原因系心源性猝死。派出所民警出警，并保存了公交车上的监控录像。

史大爷的儿子认为张某、李某、赵某及公交公司的行为是导致其父亲离世的原因，遂以侵犯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为由提起赔偿诉讼，要求上述被告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30余万元。

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述被告对史大爷的死亡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被告张某的责任问题。本案起因系史大爷要求张某母子为其让座而引发的争吵。公交车让座是一种文明的体现，但让座行为仅是受道德层面的约束，法律对此并无强制规定，并且张某之子尚未成年，张某未应史大爷要求为其让座，从民法角度来看并不存在过错。另外，通过公交车监控录像可以看到，双方发生争吵时史大爷明显处于强势一方，其当众辱骂张某母子的行为在法律和道德上均不应予以正面评价；同时张某对史大爷并没有过激的语言或动作，其本身不存在过错，对史大爷的死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被告李某、赵某的责任问题。二人因劝架与史大爷发生争吵进而产生推搡、踢踹等肢体冲突。根据监控录像显示，二被告虽然对史大爷实施了推搡、踢踹的行为，但该行为并非二被告主动实施，更多地表现为针对史大爷辱骂、挥手的反抗，并且李某、赵某的行为并不足以对其造成身体伤害。经其他乘客劝阻双方停止争吵后，史大爷在车厢内站立约5分钟后晕倒，由此可见被告李某、赵某的行为并非导致史大爷晕倒的直接原因，二被告与史大爷并不相识也无法预见到史大爷可能心源性猝死。纵观全案，被告李某、赵某的行为并未超出必要的限度，二被告不存在过错，故法院认定二被告对史大爷的死亡不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被告公交公司的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百二十二条规定：“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的旅客。”第八百二十三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客运合同履行过程中，对旅客的救助义务是客运合同下承运人应承担的重要法定义务。本案中，当公交车司机在听到史大爷等人争吵后进行了口头劝阻，在发现史大爷晕倒后及时靠边停车并询问车上是否有医护人员，同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110报警电话，履行了基本的救助义务，因此公交公司对史大爷的死亡不承担责任。

综上所述，原告要求上述被告对史大爷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理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对此结果，史大爷的儿子也未再提起上诉。

法官说法

让座本是温情之举，却在某些人手中沦为道德绑架的武器。法院的判决，恰恰是对这种“强迫让座”的彻底否定，同时也向公众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法律不会支持“谁伤谁亡谁就有理”的错误观念。如果此种行为也能得到赔偿，社会的根基必将崩塌。唯有在法治框架内培育道德自觉，方能实现老幼相宜、秩序与温情并存的社会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