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谱，是人物传记的一种。与一般传记不同的是，它将谱主的生活描述精确到月甚至日，每一则材料都有出处，最大限度地保证内容的真实性。如果作者对谱主的生活历程、精神状态、性格等没有整体把握与准确判断，识见浅薄，材料堆砌，就会造成人物生平、交游线索混乱，思想、情感脉络模糊。

迄今为止，关于孙犁的年谱作品可追溯至冉淮舟的《孙犁著作年表》《孙犁作品单行、结集、版本沿革年表》，之后有傅瑛、黄景煜的《孙犁年表》，近年又有段华的《孙犁年谱》。这些年谱各有千秋，有力推动了孙犁研究向纵深发展。2024年，在傅瑛、黄景煜《孙犁年表》基础上，利用最新发现的材料，参考现有孙犁传记和年谱作品，刘运峰主编了《孙犁年表》（百花文艺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一书。这部年谱对孙犁不同阶段的重大事件、文学创作、评论写作、著作版本流变及主要影响等进行了清晰记录，涵括了孙犁的完整一生。

作者在材料的深挖与广泛的搜罗、辨识上下了很大功夫，认真确定材料的使用角度，精心选择贴切的叙述方式，详尽再现了孙犁真实的精神面貌，使人物鲜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年谱著作中，谱主生活轨迹容易描述，精神生活的描述则需匠心。作者采用平视的眼光，以知人论世的方式处理孙犁复杂的人生历程，包括思想、情感、处事方式、人生关键时刻的选择等。从这部年表中，我们看到了既是普通人，又有着独特灵魂的孙犁：早年他是热情而单纯的左翼文艺青年；抗战时期，他是略带忧郁气质的抗日战士；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是激情澎湃的报人、作家、评论家和称职的教师；“文革”期间，他是忧愤的思考者；新时期，他则是迎来创作第二春但又有着深深无力感的读书人。

除了这些整体印象，作者还精心选择了一些细节材料，用以展示孙犁特定时代的典型心态，使孙犁的形神更有立体感，显示了作者对时代风云际会中孙犁丰富的生活多侧面的理解。

对孙犁1944年11月15日致田间的信和1949至1958年间致康濯的几封书信，作者选择了表现孙犁这一时期精神波动较为激烈的内容入表，而没有在人物行踪、作品写作、内心真实状态三个维度上平均使用材料，突出了孙犁心理层面的变化，也为孙犁后来的一些做法提供了思想依据。如入表的1949年2月21日致康濯的信，作者摘取了“由于劳累，不愿做编辑，特别是在城市编报纸副刊，有海派作风，实不习惯，仍想回冀中写小说”一句，表现了虽欣逢盛世，但习惯了游击编报又来自农村的孙犁对这种转变的不适应。埋在心底的苦恼，也是孙犁“激情澎湃”之下的另一面。

本表还用材料生动表现了孙犁“文革”期间的悲喜生活：刚从干校回来，做见习编辑，虽上班，却也为了图清净，拒接在他看来无聊的办公电话；心情不好，连魏巍女儿的来访也略有怠慢；1973年7月，手划伤，谱中为孙犁在给陈乔、韩映山等的信中对此不厌其烦的反复诉说记了一笔。作者还特地补充了一条新发掘的材料。1974年，孙犁去石家庄，见到田间、李满天、吴泰昌，对众人说：“有人说我有出世思想，搁笔不写了，简直是笑话，我入世还不够，还要写，多写。”孙犁这样说，是一种表态，也是内心深处对写作的一种渴望。此后，孙犁也会忙里偷闲，为了见见老友，大雪后步行一个多小时去参加梁斌的家宴，并于当日致冉淮舟的信中特地提上一笔，可见心情之愉悦。

对晚年的孙犁，作者采用了当事人大量的回忆文字和日记材料，记录了他的患病、读书、交游和写作的情况，再现了孙犁晚年伴随着年老、健康状况下降而表现出来的复杂心理状态和性格：孤独但又怕人来访，心有不甘但又无余力，以写作安慰自己，难免感时伤怀。尽管如此，他依然对段华等晚辈关心备至，与他们交流读书、写作心得，关心老同学邢海潮晚年的生活。需要注意的是，“病句的纠缠”事件仅仅当作人生中一个较大的波澜来处理，并没有提供更多的材料，也没有放在突出位置，这隐含着作者的某种认识。在作者看来，这一事件也许并不应像一些论者所说的那样，直接导致了孙犁的“幻灭感”。因为这一时期孙犁已经出现了老年病症的明显症状，身体状态已不足以支撑他的思考和写作，他不得不封笔，谈“幻灭感”有些夸大其词。

当然，这部年谱也有可改进之处。由于它是最新著作，不可避免地要参考之前的研究成果。但参考之前，应当进行必要的辨识，防止以讹传讹。另外，或许是材料相对缺乏的缘故，有些内容明显单薄，造成前后篇幅上的失衡。其实，近些年，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一直在进行，也有新的佚文被发现。相关成果可以拿来参考，充实《孙犁年表》。（张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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