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各抗日根据地广泛建立“三三制”政权

民主建政开新局

抗战时期，河北不仅处在敌后抗战最前沿，也始终走在根据地开创与建设的前沿。

“模范的抗日根据地……象征着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象征着新中国光明灿烂的前景。”在《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中，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有这样一段精彩论述。

从1940年开始，河北各抗日根据地开始了空前热烈的各级民主选举工作，广泛建立“三三制”政权。在坚持开展武装斗争、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同时，这片热土上，通过广泛的民主实践和深刻的制度变革，孕育着新中国的雏形。

小黄豆里的“大民主”

一张方桌上，五个压着写有名字纸条的粗瓷碗一字排开，碗里盛着一粒粒圆润的黄豆。桌子一旁，一个妇女怀抱孩子凑前细看碗中豆粒，一个男人则背身查看墙上张贴的候选人名单……

在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一组雕塑将人们拉回到80多年前热闹的“豆选”现场。“这个场景，还原的是当时在晋察冀边区普遍使用的一种选举方法——豆选。”纪念馆资料科科长栗静介绍。

所谓豆选，就是在候选人身后放一只碗，选民选举自己满意的人向其碗中投豆子，豆子代表了不记名、直接选举的选票，最后按碗内豆数多少计算投票数量，豆子多的当选。因为那时候很多群众不会写字，豆子便成了他们手中的选票。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也随着形势发展不断调整，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直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阎丽介绍。

为了在抗日中更好地贯彻统一战线政策，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三三制”概念，规定“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而“三三制”政权实行的途径，就是广泛的民主选举。

从1940年7月开始，河北各抗日根据地开展空前热烈的各级民主选举工作，广泛建立“三三制”政权。

“这次选举经过充分的准备，晋察冀边区陆续颁布各类有关选举的法规、指示。”阎丽介绍，各地儿童团、青救会、妇救会和农村知识分子也都被组织起来，走街串巷，挨家挨户进行宣传，甚至在游击区、接敌区也用秘密办法进行了动员和宣传，使广大群众提高了对“三三制”民主选举的认识，并积极参加选举。

由于当时农村识字的人不多，很多地方想出各种办法让农民参与选举，比如派出识字人员专门代农民填写选票，有的村干脆用豆选方式投票。

很快，各地呈现出空前的参与和竞争热情。

“这次民主选举是一次由广大人民广泛参与的群众性运动。”阎丽介绍，当时的区、县和边区三级选举，参选人数一次比一次多，参选人数占选民总数80%以上，中心区的阜平、平山参选人数达98%以上，有的区、村达100%。即便是游击区，选举也依然秘密进行，参选人数一般也达70%以上。

一张张亲手填写的选票，一颗颗庄严投下的豆子，都代表着人民的意愿。在历时三个月的选举中，晋察冀边区人民选举产生了区代表会和区长、县议会和县长、边区参议院、边区行政委员会委员和出席全国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初步建立了边区、县、区三级“三三制”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民意机关和行政机关。

“民主选举第一次让普通百姓认识到政权与自身的联系。”阎丽说，晋察冀边区这场彻底的民主选举运动，使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做主人，这是几千年封建统治的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更为重要的是，这场实践不仅唤醒了民众的民主意识，也为新中国的民主制度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奠定了重要基础。

政权结构中的“新面孔”

一枚铁球，一面镜子，一套针线……在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三件看似寻常的展品，却意义非凡。

85年前的9月1日，在唐县新县长就任庆祝大会上，唐县老百姓正是用这三件礼物，表达了对新当选县长的殷殷期许——铁球喻团结，镜子照清廉，针线连民心。

“黄豆豆，豆豆圆，咱村选举村议员……一颗黄豆搁在碗……她碗里的黄豆乒乓落……俺活七十头一遍。”这是一首曾经流传在晋察冀边区的民谣《豆选女县长》，唱的正是晋察冀边区第一位民选女县长陈舜玉的真实故事。

在1940年边区选举进入高潮时，8月13日，《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又称《双十纲领》）颁布。

作为边区人民共同的行动纲领和“无冕宪法”，这部纲领从法律上保障了边区民主选举的顺利完成和人民群众的各项权利，保障了“三三制”政权的合法性。

当时，唐县就是晋察冀边区民主选举的试点县。经过民主选举，陈舜玉全票当选为唐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选举时，边区政府多次强调，除汉奸卖国贼以外的一切赞成抗日的人们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一切选民的权利都是平等的。”阎丽分析，在传统观念里，女性本该围着灶台转，如今却要执掌一县之政，这个“俺活七十头一遍”所看到的一幕，正是“三三制”民主政权组织形式创造的奇迹。

在这一次唐县民主选举中，和陈舜玉一起脱颖而出的，还有本地北店头村当选县参议员的张春云。

令人不免惊讶的是，张春云不仅是女人，而且是个地主。

“张春云出身望都医学世家，丈夫早逝后，她便成了一家之主。家里拥有近三百亩耕地，四十间房屋，县城还有一家合股皮店。但她乐善好施，关心国家大事，坚决支持抗战。”唐县老区建设促进会常务副会长郭宝仓告诉记者，张春云为支持抗日捐款捐物，称得上是一位毁家纾难的开明地主。

后来边区实行减租减息，张春云不仅积极响应，还告诉种她家耕地的农户，谁种谁收，不再交租。

“张春云当选县参议员，正是‘三三制’特征的鲜明体现。”阎丽说，“三三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民主政权建设，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力量，积极吸纳非党人士加入政权中，与非党人士合作共事、民主协商，是协商民主的萌芽和雏形。

人民县长的“新作风”

“我被选为县长后，肩上的担子很重，但我没有感到苦和累，始终保持饱满的战斗情绪。”8月19日，翻开《清淡人生》，郭宝仓再次品读书中陈舜玉的回忆片段。

“陈舜玉当选县长后，严格遵守自己的竞选宣言和对人民的承诺。”郭宝仓说，在任县长的3年时间里，陈舜玉和干部群众同甘共苦，始终以饱满的革命热情积极工作。

1939年7月，唐河流域发生特大水灾，两岸30多万亩农田被冲毁。水灾过后，又闹瘟疫和虫害，再加上敌人的疯狂“扫荡”，人民生活陷入极大困难中。

“在这种情况下，担任县长的陈舜玉马上投入工作，积极动员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并和机关干部一起节衣缩食，每人每天节约二两米，支援灾区。”郭宝仓告诉记者，当时陈舜玉还到平原地区进行募捐，一次就募捐粮食636000余斤、钱款5800余元，并及时发给受灾群众。

“她请医生到灾区进行巡诊，帮助受灾群众防病治病，还亲自到村里参加分配救济粮款的讨论，与村干部一道，逐户查找重点救灾对象，并连夜送到灾民手中。”郭宝仓说，为了保卫秋收、组织反“扫荡”，当时怀孕不久的她累得流了产。

就这样，陈舜玉用事实证明，群众的选票没有投错。

“在大规模的民主选举基础上，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根据地系统地建立起新型的民意机关和行政机关。”阎丽表示，这种自下而上的干部任命方式，对于改变工作作风，树立“公仆意识”，起到根本性的决定作用。

不仅如此，当时还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监督与被监督体系。那时候政府机关建立并严格执行了各项规章制度，县务会每月召开一次，由县长、县政府各部门工作人员和工、农、青、妇、武等群众团体代表参加，研究确定当月中心任务。1938年5月制定的《关于在政权机关工作中工作的党员必须遵守的条例》中，有一条就要求干部做到：刻苦耐劳，积极负责，绝对廉洁、正直。

正如李公朴在《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中介绍的那样，当时，晋察冀边区没有薪俸制，所有的工作人员只是按月结发一定的津贴。早在边区政府成立的时候，军政民代表大会就有这样一个决议：“原则上规定每月每人的待遇，最高不得超过十八元，具体规定由边区政府负责。”

“这样少的津贴，人们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够。”李公朴在书中解释了当时根据地实行的供给制，但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对抗日工作有积极的自觉的认识，他们并不是为了钱而工作，不是为了某个人而工作，所以津贴的多少，不在他们的意中，反而他们高度发扬了积极性”。（河北日报记者 周聪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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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观察者眼中的晋察冀民主

作为中国共产党开辟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吸引着中外观察者探究的目光。

时任上海美国海军武官处情报官的卡尔逊，是第一个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国外考察者。

在晋察冀，卡尔逊第一次见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他还在聂荣臻的陪同下，参观了晋察冀根据地的建设情况。通过与聂荣臻的几次长谈，卡尔逊心中迫切想了解的八路军如何广泛发动群众，如何解决棘手的武器补充、后勤补给，如何对抗日军“扫荡”等问题，都一一得到了满意的答复。

在写给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中，卡尔逊说：“我看到一个新中国正在创立。北方地区，日军在渗透，国民党在撤退，共产党在这一地区进行全新的民主试验。”

来自英国的班威廉夫妇曾受聂荣臻邀请，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无线电研究班任教。班威廉夫妇还受邀参加了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作为外国人亲眼见证了抗日民主建设。为此，他们还在《晋察冀日报》发表了观感，提到了自己观察到的很多细节。

比如，他们从“参议员之中的各式各样的服装、帽子、胡须、年龄和土语等等”，感到这种极其复杂的形色说明了这个议会真正具有代表全民的性质。

大会对于边区参议会组织条例草案、参议会驻会议员办事处组织规程等通过之顺利，以及选举中大家极高的热情，也给班威廉夫妇以极深印象。他们最后写道：边区两千万人民已经从传统的封建制度下拯救出来，从今天的掠夺的法西斯主义的魔手下解放出来，并且获得了科学的民主政治。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曾带领“抗战建国教学团”参观考察了晋察冀的15个县500余个村。晋察冀在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方面的突出成就，使从大后方来到敌后根据地的李公朴如同发现了一个新天地，对晋察冀赞美不已。

他在考察后所写的《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中，激情洋溢地赞美道：“抗日民主之花开遍了华北。”

文/河北日报记者 周聪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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