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放手发动群众，扩充部队实力，以“敌进我进”的超常胆略深入敌后，在困难时期厉行精兵简政，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整县、整村踊跃参军

8月12日，走进平山县西洪子店村，广场上一座平山团诞生地纪念碑巍然矗立。

78岁的村民王汉旺站在碑前，声音微颤：“当年，我姨父参加平山团一去不复返。后来，我姨又把亲骨肉送上了战场。”

他的讲述，把我们带回到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

1937年10月，为了发动群众，扩编作战部队，八路军第一二零师三五九旅旅长王震派出一个300人的“战地救亡团”来到晋冀交界的平山县。

战地救亡团联合中共冀西特委、平山县委，迅速组成多个扩军小组，张贴扩军布告，“抗日救国、人人有责”“参加八路军，赶走小东洋”的口号响彻平山的深沟大梁。

很快，一队队农家子弟结伴而行，踊跃参军。

冀西特委组织部部长栗在温的家乡只有十来户人家，他把自己的两个侄子送来，全村的青壮年全部跟来；平山县委委员梁雨晴带头报名，全村党员全部参军，一下子来了三十四名青壮年；平山县第一个农民党员李法庄拉来了60多人的队伍……

短短一个月时间，1700名平山子弟齐聚西洪子店，其中1500名被编入八路军第一二零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组成了赫赫有名的平山团。这支队伍中，多是父子兵、兄弟兵、亲戚兵，他们筋骨相连、血脉相通。

平山团的故事，是河北人民在抗战初期踊跃参加八路军的一个缩影，更是一种值得深思的“平山团现象”。

在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阎丽看来，平山团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平山县党组织成立早、工作扎实，至1937年7月已建支部120多个，有党员700多名，为平山团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阎丽介绍。

此外，与旧社会“抓丁、拉兵、买兵、派兵”不同，八路军的征兵主要通过政治动员。侵略者的暴行激起了人民的反抗精神，共产党坚决抗日的主张与人民利益一致，吸引了群众踊跃加入。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在河北各根据地，踊跃参军成为一股潮流：9万人的阜平县，2万人参军；14万人的涉县，1.6万人参军；25万人的平山县，1.2万人参军……

群众整建制参军，直接编入八路军主力部队，对迅速补充兵员、扩大抗日武装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像平山团一样，灵寿营、阜平营、曲阳营、回民支队，以及冀东、冀中、冀南无数子弟兵团队，在抗日战场奋勇杀敌。

在反“扫荡”中壮大队伍

“全面抗战爆发后，父亲率领第一二九师挺进太行山区。经过8年浴血奋战，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由第一二九师发展而来的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已经达到30多万人，创造了‘九千将士进涉县，三十万大军出太行’的不朽传奇。”谈到第一二九师在抗战中的贡献，刘伯承元帅之子刘蒙曾这样评价。

9000人到30万人，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一成就的取得，和我们党在战争中创造性提出的一系列对敌斗争理论密不可分。

“敌进我进”，就是八路军在残酷的反“扫荡”中总结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战术思想。

“1941年冈村宁次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后，日军在‘扫荡’中运用了‘梳篦式扫荡’和‘铁壁合围’的战术。这两种战术相配合，成为百团大战后日军‘扫荡’的一大战术特点，曾一度给敌后根据地军民造成了很大损失。”刘蒙介绍。

面对日军频繁的“扫荡”和“蚕食”，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第一二九师没有被动防守，而是采取“敌进我进”战术，派出武工队挺进敌占区，把斗争推向敌人后方。

“敌进我进”，即当日军大举向八路军根据地“扫荡”的时候，我军以一部分主力插向敌人的后方，去攻击敌人的军事要地。同时，配合民众在敌我接壤地区，展开反“蚕食”斗争，最终迫使敌人撤出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腹地。

其实，早在1940年4月的黎城会议上，刘伯承就提出了该思想，主张不应一退再退，而应“摸着敌人的屁股打”，采用“内线策应，外线突击”的策略。

此后，“敌进我进”战术在频繁的反“扫荡”中逐渐完善。1943年，他又在《敌后抗战的战术问题》中进一步总结：“敌进我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敢于脱离自己的后方，进入敌人后方，与民众结合斗争的独特战法。

为贯彻这一战术方针，第一二九师开展了一系列整训与建设。1940年12月至1941年6月，主力兵团分两期整训，每期两个月。

部队整训在战术上加强小分队袭取据点、野战进攻、伏击遭遇等演练；在技术上突出刺杀、投弹和射击三项；在政治上加强时事政策教育，健全基层党组织。

上述一系列工作任务的完成，为根据地执行“敌进我进”策略、开展反“扫荡”斗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42年春夏，一二九师运用“敌进我进”方针，取得两次大规模反“扫荡”胜利。该战术随后在晋察冀、山东等地推广，类似的“翻边战术”被广泛运用，武工队深入敌后，逐步转变了被动局面。

在冀东，八路军贯彻“敌进我进”方针，开展多次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到1943年，冀东部队不仅将日伪军实行的“治安强化运动”彻底挫败，而且新开辟的地区也得以巩固，根据地面积、人口、军队都比1941年增加一倍以上。

历史证明，“敌进我进”不仅是一种战术创新，更是一种战略智慧。它源于人民战争的实际，成于军民一心的奋斗，在抗日战争史上写下光辉一页。

减轻负担，藏兵于民

8月23日，清晨的太行山，薄雾缭绕。记者一行来到涉县赤岸村的一处古朴院落前——这里曾是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司令部驻地。

80多年前，就是在这个普通的小山村，刘伯承、邓小平领导晋冀鲁豫根据地开展了著名的精兵简政运动。这场运动不但大幅减轻了根据地负担，还重塑了部队和党政机关人员结构，为后来的大反攻打下了基础。

1941年至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阶段。日军对华北根据地实行“治安战”，疯狂“扫荡”、修筑碉堡、建立据点，根据地面积急剧缩小。

与此同时，根据地党政军脱产人员数量却不断膨胀。在陕甘宁边区，脱产人员从1937年的1.4万人增至1941年的7.1万人，而当地总人口仅约150万，“鱼大水小”的矛盾日益突出。

“在这个关键时刻，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参议员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的方案。”阎丽介绍，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指出这是“改造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同年12月，中共中央向各根据地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

作为晋冀鲁豫、晋察冀两大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成为精兵简政政策实践的前沿。

以一二九师为代表的八路军部队，率先开展大规模整编。1941年12月，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签发《关于1942年工作方向》的命令，把“缩小统帅机关，充实战斗连队”作为中心工作。1942年1月，邓小平在精兵简政动员会上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就应该特别关心民间疾苦，厉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的负担。”

为此，一二九师制定了细致的整编方案：对编余人员按参加革命年限、籍贯等情况分类安置；年老体弱者资遣回籍；年轻有文化的送校学习；大批主力部队干部下放到地方武装……

不过，政策的执行并非易事。有些干部想不通：“好不容易把部队发展壮大，为什么要精简？”有的战士则表示：“宁可永远当战士，也不离开主力部队。”对此，师首长亲自做思想政治工作，强调要以党性为重，服从抗战大局。

“令人感动的是，在精兵简政过程中，许多干部降级使用，有些干部从主力部队营长、连长改任县大队长、区小队长，都服从了命令。”阎丽说。

在阎丽看来，精简不是削弱，而是“化整为零，藏兵于民”。“许多部队转为地方武装，穿起便衣，融入百姓。他们平时参与生产，战时集中作战，既减轻了群众负担，又保存了战斗力量。”她说。

至1942年4月，一二九师师直机关、三八五旅、新一旅和各军分区共精减单位151个，人员6650名。同时，部队编制也更加精干，主力团改为小团，撤销营级建制，每团仅保留5到6个连，约1000人。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晋冀鲁豫根据地党政军脱产人员控制在总人口的3%以下。1942年9月7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特别赞扬晋冀鲁豫根据地的精兵简政“领导有方”。

精兵简政不仅帮助根据地度过最艰难的时期，也为日后反攻积蓄了力量。到1944年，一二九师已发展出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大根据地，总人口达3000万。部队在精简中锤炼得更加坚韧，为最终抗战胜利奠定坚实基础。（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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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民兵这样支援敌后抗战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河北民兵组织，成为敌后抗战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以农民为主体，一手持枪、一手拿锄，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为保卫家园、支援前线、巩固抗日根据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聂荣臻率领下创立晋察冀军区，并逐步建立起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在边区党组织和政权机构的动员下，各村迅速组建起自卫队形式的民兵组织。

1938年2月，边区颁布《人民武装自卫队组织条例》，将16至45岁男性编入民兵网络，形成村、区、县三级组织体系。起初，各地民兵名称不一，如“游击小组”“基干队”等。后来，晋察冀北岳区首次正式使用“民兵”这一称谓。

民兵的基本任务包括站岗放哨、情报传递、反奸防特、运送物资、袭扰敌军等，他们不脱离生产，亦兵亦农，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群众性。

在作战方式上，民兵创造并广泛运用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水上游击战和交通破袭战等多种战术。在地道战方面，至1944年冬，冀中军民挖掘地道总长超过1.25万公里。清苑县（今清苑区）冉庄民兵积极开展地道战，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先后作战157次，共打死打伤敌人267名。

地雷战同样成效显著。民兵自制铁雷、石雷、木雷，发明拉雷、连环雷等埋设方法，有效杀伤日军。1943年上半年，北岳区民兵仅用地雷就炸死日伪军1000余人。

此外，民兵还积极开展交通破袭工作，破坏铁路、公路、电线等设施，削弱日军机动与通信能力。

在生产方面，民兵同样发挥重要作用。面对日军“三光政策”和经济封锁，他们实行“劳武结合”，一边战斗一边生产，夏秋季节更是承担掩护群众抢收的任务。

民兵还是八路军兵员的重要来源。他们踊跃参军，通过“逐步升级”机制，由民兵转为游击队，再编入地方部队和正规军。全民族抗战爆发初期，中共抗日武装不足5万人，至1945年9月，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至120余万人。其中，河北民兵输送了大量兵员。

据不完全统计，全民族抗战八年间，河北地区的民兵单独和配合主力部队、游击队作战上万次，毙伤、俘虏日伪军12万余人，缴获敌人大量军事装备和物资。

文/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