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和绘画作为两种独立的审美形式，在修辞概念上却多有相似之处。启蒙运动时期，百科全书派代表人物德尼·狄德罗精通文学、哲学、绘画等。他认为“素描赋予人与物以形式，色彩则给他们生命”。文学中的色彩不再是单纯的视觉元素，而是无声的第二语言。灵活运用色彩展现人物的情感状态，或带动故事情节的整体节奏、局部氛围，是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手段。

康志刚短篇小说《合欢树》情节设计简洁，叙事方式高效，故事极为集中。作者在进行线性叙事同时，利用有层次、有对比的色彩设计，使小说呈现出深层内涵。

色彩使用构成小说的时代背景。作者在文中并没有明确交代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而是通过大量细节进行暗示。除了具有明显年代感的词汇，最突出的就是对人物服装色彩的描写。比如翠姑的红头巾、深红色翻领涤卡布上衣、浅蓝色裤子，凤女婶子的红发卡，国良叔的红围巾、红唐装、蓝色上衣等。红与蓝成为人物服饰的主要配色，对应的是改革开放前农村土法煮染棉布和粗制服装的时代，同时也对应着物资贫乏的乡村生活。

色彩使用构成小说的结构层次。开篇翠姑出嫁时，“两条漆黑油亮的大辫子，再配上这条红纱巾，把她那张圆嘟嘟的脸衬托得越发红润迷人”；逃婚回家时，“暗灰的脸上透出一种姜黄，黄得让人感到害怕，面颊上那两片让我格外喜欢的嫣红也消失不见了”。翠姑生病时“脸色有些发黄发灰，没有了从前的红润光泽”，病情好转时“又白又胖……头发长了出来，用红头绳束在脑后，短短的像个燕尾巴”，病入膏肓时“青里透黄的脸颊，憔悴得像风干的萝卜片”。主人公身上明亮的色调，随着故事发展逐渐变得灰暗，预示着主人公命运的变化。

红色象征着旺盛的生命力，代表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具体文本中，它又象征着翠姑、国良的炽热情感。“红”失色的过程，是对这段感情的悼念。

色彩运用构成小说的写景层次。在国良、翠姑定亲前，“我”去找海娃玩，夕阳下的国良“手里拎着一把铁锹，穿一件深蓝色上衣，衣领处已洗得泛白，浓密的黑发蓬松着，上面罩一抹橘红色的霞光。那双略微狭长的眼睛里跳动着一束火苗，那是反射的夕阳的烈焰吧……”当他抬头望着夕阳，“簇拥着夕阳的，是一大片火红的云霞，像燃起的通天的大火”。

画面中，深蓝色的服饰构成近景，橘红色的霞光构成中景，火红的夕阳与云霞构成远景，一位青年农民远眺晚霞的场景跃然纸上。“我”和国良对话时，远处的背景由“火红的云霞”转换为“黛青色的远山”，再转换为“铅灰色的暮霭”，画面的流动性就此产生，动静相宜的效果也就此达成。

色彩使用构成小说的主题深化。《合欢树》从红色开始，到红色结束；从绒花开始，到绒花结束。这两个意象一明一暗，在国良的背影中统一，并在“合欢树”这一概念出现时，故事结束。在这一抹不变的“红”中，翠姑早已去世，国良孤独半生，“我”也逐渐成长。

随着小说情节推进，原本象征着喜庆的红色，所蕴含的意义逐渐分化——翠姑、国良的爱情故事，在回忆中依然是绒花那种美好的“浅红”，在现实中则化作国良身上服饰的“深红”。“红”所象征的美好意愿，在对比中显得有些凄凉。在“红”与“绒花”的首尾呼应中，小说主题得到深化，并使读者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在这里，色彩不单是色彩，而是人类共同情感的载体。

“红”在小说中经历了一场由浓烈到暗淡的转变，映射出人物命运起伏和时代变迁。同时，它也让读者洞察到生命的无常、爱情的脆弱，以及时间的残酷。当小说落下帷幕，读者仿佛看到那棵合欢树在夕阳的余晖中轻轻摇曳，红色的花瓣随风飘散，轻轻落在每一个为爱与生活奋斗过的人的肩头。（于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