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黄岔的路，一叠三叹，羊肠子般反复。眼望一弯走尽，它却将身一扭，九十度折过去，又续一弯。入黄岔，就像循着一段沉浮的历史，一折折抵达云烟深处。

黄岔村，位于邢台市西北、太行山腹心地带的凌霄山北坡，整体坐落在山坳里。村名，原叫黄卡。岔，指分歧；卡，指上不去、下不来的冲要之地。卡与岔，道出老村的地，山层围裹，歧路丛生，一切都扑朔迷离。

相传，东汉末年，张角领导黄巾起义，驻扎于凌霄山，在此设关立卡。“黄巾军关卡”，遂被简称“黄卡”。卡着卡着，又成了“岔”。

当地流传着一段民谣：“日头落，狼下坡，逮住老头当窝窝，逮住大人当馍馍，逮住小孩儿当汤喝。哎哟喂，肚子饿。”

过一家门前时，老婆婆坐在门外青石条上，揽着粉嫩的小婴儿，正哼这首歌谣。老婆婆有些不好意思，说：“人老了，瞎哼哼几句，给娃娃听。”

村子，被河水一拆两半，河床凹下去一房来深。河上搭的几座小石桥，弓身驼背，载着一村两岸的人情往来。桥下流水，春夏灵动，犹如镜子一般清透；冬季更厚朴，天一冷，就垛了满河床的整块大冰凌，鞭炮也炸不开一点儿。

没有青砖灰瓦，没有攒花照壁，黄岔的房屋，都是石头房。依山随形，高低错落。或单层，或两层，全石头垒到顶，有种大气敞亮的北方气象。

院落有连体式、四合院式，也有二进院式。石头房屋，经得住年岁重压。光阴一层层盖上来，石头便生了包浆。阳光涂抹上去，一些陷入暗影；另一些，挺挺腰，从暗影中移出来。

一条小巷，仄仄深深。这端在街头，那端绕到村后的小山里。石阶歪歪，石缝里挤出了黄黄绿绿的花叶败草。

走进村里，上去，一个高坡；抬脚，一溜小道儿；下来，是洪水荡出的一滩河石。大者如牛马横卧，小者如燕雀蛰伏。一滩卵石，似在“咕噜噜”地奔跑，陡然被咒语施法定身，一时凝在了那里。

西山，有“黄巾军”大本营遗址，分列着点将台、练兵场、石梯子、寨门、寨墙、水牢、石碾与石臼等。巨鹿人张角，创立“太平道”，聚四方豪杰，举起义旗，在黄岔南山安营筑寨，将凌霄山作为大本营、中央寨。

村东南一处高台上，有汉阙，茅草覆顶，黄泥为墙，红石为座；黄泥墙上的瞭望口，是一双眯眯眼，外加一口翘唇的大嘴巴。偌大的笑脸儿，在黄岔的高处，静静绷着。上头皓月当空，下方人烟袅绕。一切都在安居，扎根。一草一木，飞禽走兽，都有声有色。

黄岔，四面立坡。群山，一层复一层，莲花攒瓣儿，围裹着它。山外，一座村落，竟如花蕊被掩住。隐蔽性，使它成为红色革命的一方庇护。

抗战期间，八路军冀西游击队总队，以及内丘县独立团、独立营、保家民团，都曾驻扎黄岔村。村里的交通站，担起了传递情报、运送物资、传达文件、护送干部等工作，每一项都做得干净利落。此处，北赴临城，东往南宫，都要经过多道日军封锁线。交通员的智谋与勇气，就显得尤为珍贵。因此，黄岔村在华北抗战史上，成为一个显著的符号。这里，的确出过多位英雄。

张荣妮，1942年成为一名交通员。她腿脚利索，一夜能走百多里，人称“飞毛腿”。为打通冀南与太行山根据地的联系，又不引起敌人注意，上级希望张荣妮与河村的郭永善结成假夫妻以作掩护。原想，这项工作会很难做，毕竟，那个时代，给了女人很多束缚与禁锢。不想，张荣妮居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既没仪式，也无嫁妆，张荣妮背着20个烧饼，赶到河村郭家，建立了秘密交通站。从结婚到抗战胜利两年多时间，她护送干部上百名，传递情报、信件、物资等不计其数，从未有过闪失。

安谧、宁静的黄岔村，成为抗日队伍的大本营与休养站。民拥军，军爱民，堪称鱼水深情。

1942年秋，保家民团战士韩玉琨患了瘟症，住在二区区委书记张玉林家里。张大娘日夜守护，用酸枣面拌冷水的偏方给他退烧。她的女儿也常上山采药，回来煎服给韩玉琨喝。经过她们精心照顾，韩玉琨总算渐渐好起来。类似的故事，不胜枚举。这些淳朴的人，就像一株株野花，摇曳在黄岔的记忆深处。

一座村庄，没有历史，属于一大缺憾；一段历史，没有风情故事也显不足。历史风情，是春日的古木阴，可杖藜过桥，淋些杏花春雨；是夏天竹露，可畅轩高卧，荡涤胸中俗气。这些，黄岔都有。

赶到黄岔，无异乡之感，就像回到老家，犹如一个回家的孩子。其实，对于那脉北太行，自己与他人一样，始终常挂于心，将来，绝不远离。（米丽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