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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之北·河北非遗文化解读 美术篇丨河北植物编织技艺:指间万象

固安县博物馆展出的柳器。吴 迪摄

非遗名片

河北植物编织技艺:

赋予草木新的生命

小麦、杞柳、高粱、芦苇……燕赵大地孕育了这些丰厚物产。尽管科属不同,但它们的秆有着中空且直、极具韧性、易得易作的共性。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利用植物特性进行编织创作,形成大名草编、广宗柳编等卓越的艺术瑰宝。

大名草编,以小麦秸秆为原料,追求“师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造物理念,用编、绞、拧等手法编成草辫,再加工成提篮、草帽等实用物件,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广宗柳编,选用杞柳,辅以麻绳等编织簸箕、戽斗等应用于农业生产,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永清秸秆扎刻,以高粱秸秆为原材料,以手工方式攒装、扎刻出各种工艺品。作品通体不用一个钉子、一滴胶水,技艺精湛,造型工致,被誉为“东方构成学的典范”,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固安柳编,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采用当地防水固沙的杞柳编制构造简单、朴雅大方的提篮、柳箱等实用生活用品,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芦苇画,选取白洋淀的天然芦苇,运用熨烫、修剪等多种工艺,因意施材,因材释意,是中国传统工艺和现代装饰画、东西方艺术的结合体,2009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广宗柳编代表性传承人姜朝春制作的提篮。河北日报记者 白云摄

一草一叶,编织岁月悠长

万物之中,自有一草。

初冬,邯郸大名县的小麦长势喜人。邢台广宗县大辛庄村村外,一簇簇杞柳两三米高,即将迎接严寒的大考。廊坊永清县的高粱入仓,高粱秆被仔细收好留待他用。雄安新区白洋淀上十余万亩的芦苇,从盛夏的鲜绿已变成枯黄。

这几种植物,在华北平原再普通不过。但它们却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带来无穷创造。

11月11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大名草编代表性传承人王群英用7根麦秸秆开端,顺时针方向逐根叠压。很快,不断续接的麦秸秆勾勒出一个提篮的立体轮廓。

这种最简单的草编技艺,来自人类智慧与大自然馈赠的结合,是古人利用身边最丰厚的物产,为满足生活所需,就地取材进行的各种编织创造。

一草一叶间,有艺术的光芒在闪耀。

燕赵大地广袤原野赋予了这些丰厚的物产。尽管它们科属不同,但它们的秆有着共性——中空且直,极具韧性。

古人利用它们柔韧、广泛、易得易作的特性,进行从实用性到艺术性的编织创作,这样的历史,漫长又辉煌。

11月16日,固安县博物馆,固安县委党史研究室三级主任科员孙东振指着展区的一只陶制簸箕说:“这个小家伙是陪葬品,上面的勒编痕迹,只有柳条才可以编出这种效果。它把固安的柳编史,推到了一千多年前的辽代,可见柳编技艺在这片土地上早已为人所熟悉。”

广宗和固安的柳编发展异曲同工,都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大量栽种杞柳,提供了这项技术在当地开枝散叶的基础。

“当地守着大量的原材料,生产生活又缺少一些家伙什,还有农闲时的大把时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广宗柳编代表性传承人姜朝春说,当柳编技艺于清代传入广宗后,迅速在当地扩散开,至今已传承了数代。

一束农村常见的高粱秆能做什么?

固安县博物馆展出的辽代陶制簸箕。河北日报记者 白云摄

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永清秸秆扎刻代表性传承人徐艳丰珍藏的几十件作品中,有一件陈旧的很不起眼的蝈蝈笼。

这是他11岁时制作的首件作品。“这个蝈蝈笼,为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徐艳丰说。

位于冀中的永清县,地势低洼,历史上盛产高粱。高粱收获后,剩下的秸秆遍地皆是,在普通人眼里,它无非就是柴火、饲料,但心灵手巧的庄稼人,用它制成扫帚、盖帘、蝈蝈笼等。

巧合的是,扎刻技艺在历史上的记载和民间传说中,主要作品就是蝈蝈笼。

在北方,特别是永清一带的蝈蝈笼,主要是农民用高粱秸破成的篾子编成,大小如同一个拳头,经济实惠。还有一种用纤细的高粱秆做成长方体,采用榫卯结构,还可分为许多小室笼,这就是扎刻的前身。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传统的编织蝈蝈笼技法,已渐渐消失在乡间田野。1962年,徐艳丰向同村老人学习,扎了最普通的蝈蝈笼后激发灵感,开始了蝈蝈笼—古建筑模型—扎刻技艺的接续探索。

始发于百姓需求的植物编织技艺,因丰沛的原料而生,也因当地的能工巧匠而荣。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人与自然的共同生存和演变过程中,这是一场人与自然的奇妙对话。

河北作家孙犁在《荷花淀》中描述——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大家争着买:“好席子,白洋淀席!”

姜朝春所在的大辛庄村因为簸箕做得好,成为远近闻名的“簸箕辛庄”。大名县因草编制品工艺好、产品多,也成为著名的“草编之乡”。

这些地域得此美名,是因为这里的工匠们就地取材,精编细作。在他们的巧手下,这些自然的馈赠仿佛被赋予了生命。他们制作出来的产品价廉耐用、服务生活,从而广为流传。

它不仅是一种手工艺,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表达。无论是简单的日常用品,还是复杂的艺术品,每一件编织作品都像是从魔法中诞生的,充满了魅力。

历史的长河中,利用植物编织只是人类创作进程的繁星点点,但这些微小又闪亮的创造,彰显着农耕文化的务实和开创性,成为中华民族卓越的艺术瑰宝。

大名草编展示馆展示的草鞋。河北日报记者 白云摄

一经一纬,温暖百姓生活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固安柳编代表性传承人张万富的工作室,摆放着一个一百多年前的桶状笸箩,近半米高。时光渗透到柳条的肌理,略显斑驳,但柳条经纬相连的部位依然密不透风。

“这是多年前用来装面粉的容器。”张万富说。

固安柳器多容器。《固安县志》记载,清代,固安柳编多达13个分类,有储存粮食的各式笸箩,有转运土方的方篮大筐,还有平底敞口带耳朵用于装猪饲料的栲栳等。

这些柳器容量大,历经风吹日晒、搬搬扛扛,也不容易坏,实用又扛造。

物尽其用,因材而作。

小麦秸秆、芦苇、杞柳等,尽管柔韧性类似,但在承重、长短等方面还有很多不同。这也决定着,它们经过复杂的编织后呈现不同的姿态。

杞柳长近3米,直径有三四厘米。“高个子”杞柳,有足够的长度和粗度,柔韧性也十分了得,制作精巧的生产生活器具非常好用。这也造就了固安柳编可编织较大物件、承重好、结实耐用的特点。

清朝末期,固安艺人创造出柳箱。深加工后的柳箱,内部有衬,非常接近现代的行李箱。因为能提能装、防磕防撞,十分畅销。

有着一定弹性的提篮,是大名草编制品中的另一个畅销款。

小麦秸秆看起来似乎能随意“拿捏”,实则柔中带韧,尤其是将多根编在一起组合成草辫后,就有了更强的拉力。能装能提,能背能扛,这让提篮的应用非常广,成为庄稼人赶大集采买的标配,也是下地捡花生、上树打枣的必备。

麦秸秆柔韧,再用其编成草辫后加工成各类草编制品,就得到了韧劲足、有弹性的新产品。

广宗柳编更贴近生产所需,工匠尤其擅长根据农民具体生产需求设计创作,这些独特的产品一定程度上帮助农民提高了生产力。

在物资短缺的年代,农村家庭生产生活中的筷子笼、背篓、大草筐等,几乎都用柳条编造。它们解决了生产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也激发了百姓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现在几不可见的戽斗,曾是广宗柳编的抢手货。这种圆底带提耳的柳器,柳条密实,麻绳紧张,能做到滴水不漏。提耳里穿绳,用于在干旱的时候,由人力将低处的水运到高处灌溉。姜朝春说,赶上干旱年头,戽斗借用都要“排期”。

即便是这些简单农家物什,也倾注了匠人们的情感和匠心。

11月11日,大名草编展示馆,王群英拿过一只编好的草鞋,用力扯了又扯,手一松,草鞋恢复原样。“这种鞋在编制过程中考虑增加弹性和柔韧性,让脚感觉舒服,穿起来还耐磨结实。”王群英说。

簸箕除了以杞柳为材,还用到了麻绳加固,用竹片、薄木板箍边。“这样的组合非常实用。装粮食时,开口的一侧经常要贴着地面铲收,用薄木板做薄边,就能最大限度收拢粮食。”姜朝春解释,三个陡立的边沿,会经常和使用者的双手摩擦,因此,在编制的过程中,边沿光滑耐用就非常必要。

万物之所资生,是为人用。

多种编织技艺的传承发展,是中国人面临复杂的自然环境,合理利用植物多样性,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创造。

漫长的岁月里,这些古老的技艺,记录着祖先一路走来的生活印迹,也彰显着古人对自然万物的改造以及与它们和谐共生的文明理念,承载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河北日报记者 白云 姜艳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固安柳编代表性传承人张万富收集的清代笸箩。河北日报记者 白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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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里的草木编织

11月16日,固安县博物馆一楼展示厅,玻璃窗内静静摆放着两件宝贝——两只陶制簸箕。

说是宝贝,其实它们的文物级别并不高,但这两件文物很重要,它们将固安县的柳编史,从明代追溯到了辽代。

这两件宝贝,2021年出土自固安县辽代史氏家族墓中,长约10厘米,宽不过5厘米。有趣的是,这么小的尺寸里,簸箕底部的麻绳和杞柳勒编痕迹清晰可见,和现代工艺如出一辙。

“史氏家族是当时的贵族,墓中的随葬品不乏碗、椅等生活用品,陶制簸箕出现其中,说明柳编簸箕已经是当时贵族家庭的必备品,以至于死后也要带着。”固安县委党史研究室三级主任科员孙东振说。

文物浓缩了历史中微小的细节,也印证了草木编织史的漫长。

11月21日,河北博物院游客如梭。很多人挤在一尊卧趴的错金银铜豹前拍照。这件文物自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墓出土,双眼镶嵌着红玛瑙,姿势自然,栩栩如生。

文物下方的介绍说,错金银铜豹在古代叫席镇。

席镇的作用是防止苇席卷边,但有席才有镇。

1981年,在距白洋淀15公里处发掘的容城上坡遗址发现了苇席的痕迹,这表明远在三千多年前,聪明的河北人就能编苇席了。

更久远的苇席残片出土自河姆渡遗址,距今有7700年之久,现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这块苇席残片采用六经六纬,垂直相交。多块苇席残片的出土,不仅说明当时苇席用途广,而且已很普遍。

把目光跳出河北,草木编织留在历史里的文物还有不少。甘肃省博物馆藏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绢缘印花草编盒,真实反映了1800多年前古代女子的精致生活——草编盒胎体由芦苇编成,外表四立面及顶面中心覆贴印花绢料,四周以棕黄色绢料镶边。

同样收藏在甘肃博物馆的织锦绣绢针黹盒,是另一件以苇作胎,外用绢、锦等织物的实用品。针黹盒内装纺线锭、缠线板、线轴等汉代珍贵的纺织工具。苇秆与织锦的双层设计既保证了盒子外形硬挺,又兼顾了外观的颜值,同时还使细针不从内层编织的缝隙中掉落。

此外,新疆罗布泊小河墓地出土了3800年前的草编篓,被发现时里面还装有粮食,也可推测草编篓的实用性。

这些封印的文物,记录着草木编织品在古代生产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也记录着它们如何改善古人的生活。河北日报记者 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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